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往的历史图景
世界历史的形成离不开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而往之与同一文明内部的文而化之，是人类历史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也是人类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演进历程。这种交往基于对自我文明的清醒认知和对他者文明的理性认识，是人类社会自我反思的自觉化过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交往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香料之路，两大文明在亚洲大陆两端交相辉映。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古代及当代的交往研究相对较多，但对近现代时期的中阿交往较少论及，对交往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研究更不多见。
近代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承接于古丝绸之路的传统友谊，虽笼罩于西方殖民时代的雾霾之下，但其交往仍具有内生性和独立性特征。此时现代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并未诞生，大部分地区名义上仍处于深受西方殖民威胁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而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之后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往大多以民众自发性的文化交流为主，其文明交往群体大多由学者和宗教人士等构成，他们通过游历、朝觐、译书著说的方式架起中阿文明交往的桥梁。1845年，学者马德新在麦加朝觐后回国，途经奥斯曼帝国时受到该国素丹阿卜杜勒·麦吉德的热情接见，受邀参观奥斯曼帝国的王宫，并参加素丹姐姐的婚礼。马德新回国后根据其经历写作《朝觐途记》一书，介绍了麦加、开罗、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等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及其社会文化。该书成为研究近代东西方交通史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土友好交往的珍贵史料。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翻译或编辑外国史书愈加必要。此时埃及深陷殖民囹圄，其境遇与中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国内学界关于埃及的译著开始大量出现。1902年，麦鼎华翻译出版了《埃及近世史》。1903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埃及史》，同年文明书局出版《埃及惨状》。赵必振在译者按语中指出，“我国人者，唯鉴埃及之衰亡，以大奋起，一变外交之局面，则诚国家之幸”。《埃及惨状》出版后，声称其目的在于“厥以借境，庶吾民之旱为警觉”。戊戌变法失败后，1904年康有为开始了“流离异域”“遍游四洲”的经历。在途经亚丁湾、苏伊士运河和塞得港时，他不禁写道：“望阿剌伯山势之雄拔，想见阿剌伯人才之盛，宜其文明之发，为欧洲之师也。”1908年，康有为来到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对该国的教育、军事、经济、文化及政治局势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该国“立宪法”“变新政”大为赞赏，主张中国应效仿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迎来建交高潮，中阿交往虽然屡受挑战，但总体趋势良好。尤其是进入21世纪，双方之间的交往更加多样化、多元化和机制化，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奠定了良好基础。在经济交往方面，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济互补性强，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往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还积极举办各种研讨会和论坛，如建立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城市论坛、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等，从而加深中阿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和文化交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成为中阿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至2026年双方已建立17项合作机制，其中“文明对话”成为最为重要的对话机制之一，为双方交流合作提供制度保障。近年来“汉语热”在阿拉伯国家不断升温。截至2026年10月，已有15个阿拉伯国家的高校开设中文院系，13个阿拉伯国家建有共20所孔子学院及两个独立孔子课堂。此外，中阿双方在影视业、旅游业和餐饮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在生态文明交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生物保护等方面不断合作，丰富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伙伴关系的内涵。
总体来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交往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相互依存性的特征。正是中阿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凝聚成“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我国历史学者彭树智先生认为，“我相信人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演进过程中，有一种人类发展思维逻辑可以使全人类获得自由而自觉的文明交往信息”，“文明交往的发展总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往既是对自我文明的自觉性反思，也有对他者文明的自觉性借鉴，既与世界格局互联互动，也有相互交往的内在需求，双方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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